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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举例说,比如你的双亲在百里之外遇难,限你一日期限,如能达到,可免双亲于难,否则,不能救双亲之难。
这种认识的目的是进到一种境界,得到一种受用,而不是获得纯粹客观的真理。境界的问题,按冯先生的解释,是一个觉解的问题,又是一个意义的问题。
人生的最高境界即天地境界,既然是自同于大全,就不是以此合彼,实现外在的超越。冯先生指出,人性有两种意义,一种是逻辑学的,即人之所以为人者。它是一种直觉的认识,也是一种意义的认识。境界说应该说就是对人类精神生活所作的反思,所谓天地境界,无非是站在一个更高的观点看待宇宙人生的问题,如果说超越是存在的,天地境界也应是存在的。[4]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370页。
当然,这里所谓社会群体,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社会集团,而是古代农业社会中以家族为核心的群体。[14]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211页。这既是自我超越的最高体验,也是个体的精神自由。
玄学心性论的兴起,对儒家道德人性论发起了一场全面冲击,使中国心性论哲学进入了以道家自然主义和个体主义为特征的新阶段。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玄学 心性论 。就是说,人是精神和形体、理性和感性的完整的统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结构,神形、心身是互相作用互相转换的。而是说,人人各有其性,各行其性,因而实现了齐一,并无贵贱大小之分。
这有点像莱布尼兹的单子,但单子是一个理性的存在,含有目的性意义,郭象所说的有,完全是自然的存在,完全是现象学的说法。《杨朱篇》的中心是超生死,而不是明是非。
既然是非、善恶都是外在的而无关于心性,因此,人心从根本上说并无是非,而人性并无善恶,心虚明而性自然,超越了一切世俗的利害和是非。人的心智情欲和人伦都出于这个天理。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形式下,他肯定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并把仁义说成是人性。所谓名教,是以仁义名分为教,以六经之文为教。
就拿哀乐之情来说,如果借外物以满足情感需要,则是无主于内,外物虽多,其乐有限,且哀亦随之。[35]《庄子注·齐物论》。理有可寻之迹,不是空无所有,因为他所理解的无,只是有之所谓遗者也,即有的缺失,是不存在,而不是非存在,或王弼所说的本体存在。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己效人而不止其分也。
所谓越名教,只是不以名教为矜尚,并不是彻底否定一切道德,正如不为嗜欲所累,并不是不要嗜欲一样。玄学中的贵无派崇尚自然而轻视情欲,崇有派把情欲置于名教至理支配之下,《杨朱篇》公开反对这两种倾向,充分肯定情欲的存在,这是对儒家心性论的一次彻底批判,也是对玄学心性论的一个否定。
这一点确实能面对人生的一个根本问题,但它由此否定人生的价值,却是玄学甚至中国心性史上的一个极端化表现。他虽然承认个性的差异性和独立性,但他所说的人并不完全是自然的人,而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因此不能不和别人发生关系。
它不需要任何辨名析理的证明,它是自明的,又是不可言说的。空无之美不可称,但有形之故却是存在的,这个故就是理或至理、天理。自然就是人的真性,无为就是顺其自然之性。[6] 因为自然不仅是喜怒哀乐之情,而且是超越的本体存在,正其情就是通过自我超越,实现自然的理性原则。这个天理,虽不是后来理学家所说的理,它仍然保留着自然的形式,但实际上却变成了道德伦理。这一点又一次表现了玄学心性论的特点。
因此,它主张存实去名,反对守名而累实。他把人看作纯粹自然的人,只和自然发生关系,与社会处在对立之中。
……恐仁义非人情而忧之者,真可谓多忧也。它只需要目前的肉体快乐。
理以有体为、为原,无疑是玄学有无之争的根本论题,但他的落脚点却落在名教上,从而必须落在心性上。在中国封建社会,要否定和取消名教伦理是根本不可能的。
美丑、善恶等是客观的,好恶、喜怒之情则是主观的。追求个体的形体享乐,以及感性欲望的满足,才是人的本性。这除了理论上的原因之外显然与所谓伦理沦丧的社会现实有关。* 原载《哲学研究》1990年第2期,第93?102页。
嵇康并不反对人的生理需要,但他主张一切生理欲望都要符合自然之理。这就是他所说的与道同体、以无为心,实现人的真正存在。
[40] 它对儒家名教的批判是彻底的,对玄学超越论的否定也是坚决的。[1]自然不仅是功能,属性范畴,而且变成了存在范畴。
因此,人各有性而性各有极[28],这个极就是自得之性、自得之理,不是任何外在的原因使然的结果。进而言之,就是肆之而已,勿壅勿阏[41]。
这种认识必然伴随着人的功利需求或欲望,它是外在知识而不是内在本性,是社会名教而不是自然存在。天理先于万物而存在,是生化万物的根本,它既没有目的性,也不是无那样的本体存在。这种追求精神自由的思想,也许是王弼心性论中最值得重视的地方。这种享乐主义和西方的快乐主义既有相似,又有不同,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是感性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追求一种理智的合理性,《杨朱篇》则追求情感的满足与快乐。
他认为人性完全出于自然,个体存在和自然界是合而为一的,只有保身修性才能与自然之道同体。因此,只能各据其性,各安其性,即只能居于性分之内,不能越出性分之外。
情是心所固有的,但这不是道德情感而是自然情感,一切情感需要如果符合自然之性,便是全其性,正其情,也就是达到同客观规律的完全统一。裴頠的任务是肯定名教而反对超越,肯定有为而否定无为,他虽然不得不从本体论上进行论证,因而吸收了自然论的思想,在反对目的论和造物者这一点上同所有玄学家是共同的,但他所说的有,从根本上说是社会存在,他所说的理,主要是社会伦理和名教纲常,所以他只强调天理、至理的重要性。
裴頠一方面论证万物以有为体,否定了王弼等人的最高本体无。如果说,嵇康、阮籍是玄学自然主义的代表,那么,从向秀到裴頠,则走向它的反面,变成了伦理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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